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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研发开支巨大，仅仅依靠研发平台的服务收入难以为继，但是成药销售的净收入大大减轻了研发支出的压力，也就是说和黄中国依靠售药的收入补给研发支出。不过依然入不敷出，总体上公司的亏损情况也是肉眼可见的，未来能否继续加大投入要看两方面能力，一是在手现金有多少，二是融资能力强不强。

“应该说，可能会降低一些患艾滋病的风险，但是这种基因编辑不能够完全模仿CCR5基因的特异性缺失，因此是否真的能降低患艾滋病风险是不确切的。”李飞补充说，人体的每个基因都有相应功能，而且每个基因都有两个拷贝，完全敲除与只敲除一个拷贝的结果完全不同，因此基因编辑对婴儿会有一些潜在的健康威胁。而目前来看，这次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健康威胁的可能性。

除此之外，企业年金雇主缴费上限从过去的8.33%降至8%；住房公积金雇主缴费上限全国统一为12%（过去个别省份高达20%）；职业年金雇主费率确定为8%。很显然，社保降费只是撕开了社保改革的一个小口子，绝不是一降了之。从本质上看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存在缴费负担过重的问题，而且还存在制度公平与制度效率的问题，因此，我们必须抓住此次社保降费的难得历史机遇，大刀阔斧地对现有社会保障资源进行制度整合与顶层设计改革。

（2）从社会保险种类设计来看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主要以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大险种为主，没有必要单设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。（3）从补充保障（第二支柱）角度看，“三金”存在制度重复建设、制度不统一、覆盖面窄、两极分化多重叠加等现象。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主要功能是补充养老，而住房公积金则具有住房保障和补充养老的双重功能，而且住房公积金和职业年金是强制实施的，而企业年金则是自愿推行的。相应地，收入越高的人，三金待遇更高；收入越低的人，三金待遇越低，制度覆盖面狭窄。这既是两极分化的多重叠加，也说明制度在有效性和公平性上存在问题。

在北京，年龄越小承受的通勤时间越长，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《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》是这么说的：15岁至39岁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，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，65岁以上老年人为52分钟。杨昊然与赵倩的通勤轨迹几乎一样：在天宫院进站，在中关村下车。他居住的小区与赵倩的住址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，每天比赵倩提前半小时出发。他与3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。到北京工作快3年，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。

金融时报记者：请您介绍一下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出台的有关背景。潘功胜副行长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金融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保障金融服务顺畅。春节期间，人民银行建立了疫情防控资金汇划绿色通道，及时办理疫情防控国库资金紧急拨款，改进流通中现金管理，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安排营业网点和营业时间，加强网上金融业务办理，提高金融服务的便捷性。